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铸就中华民族精神的先驱。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连续不断发展的历史文化，正是这一文化的精华铸就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积淀，其中，儒家思想中的有为主义，在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学派所无法比拟的。首先，儒家以“求道即求真－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终极价值目标，儒家注重积极有为的人生实践，儒家求道、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其次，是儒家追求“求善与求美－讲道德重教化的精神”，孔子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正是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为中国人树立“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的正人君子观念、建立道德观念、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培育中华礼仪之邦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再次，儒家强调“成圣与合群－团结统一的精神”，儒家设计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即圣人，儒家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成圣与合群的价值观培育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魂。

儒学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现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传统。它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几次大的转变，但是没有失去它原有的本质。”儒家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上承西周时代的文明智慧，又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得以丰富，后世儒家又对儒、释、道三者的精华进行了创造性的整合，使得儒家思想更趋于理性与科学，近代以来又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包容的胸怀，吸纳一切外来文化精华，不断融入现代思想继续为人类文明做贡献。

总之，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更是人类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之一，儒家思想促进了民族的统一与融合。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

(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在中国儒学的历史长河中，先秦无疑是最基本的源头。先秦儒学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发展基础，影响并规范着后世儒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学的基本范式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而后儒则只是不断地对先秦儒学进行诠释与发挥、发展。本文试对先秦儒学及其影响略作论析，管蠡之见，就教方家。

“儒”的起源甚早。本世纪30年代，胡适曾撰《说儒》，据《说文》而以“儒”字从需从柔，称“儒”本是着殷服、守殷礼，持守“柔逊的人生观”的“殷民族的教士”（1）。此论曾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郭沫若即曾对之严加痛斥（2），但凭实论来，此论并非毫无见地。70年代中叶，徐中舒先生通过甲骨文字的研究确证“儒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并认为古代之儒，其职为祭祖事神、经理葬事、为人相礼等（3）。这表明胡氏所谓“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的观点有一定正确性，当然，他说“儒”代表着“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便不允当了。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廟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

颜回手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称道的思想，但他的人格精神深深吸引着后儒。“颜回”，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宋明时期，由周敦颐、二程发端，学术思想界还出现过一个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学颜子”的运动。它不仅与道学思潮相始终，而且成为道学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

“思孟之儒”指的是子思和孟子。子思曾受业于曾参，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已任。他撰《中庸》，阐述、发挥孔子的“中庸”观，完善、深化了孔子的伦理思想，故被后世称为“述圣”。孟子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学成后“以儒道游于诸侯”。（赵歧：《孟子题辞》）然其学终未能行于世。晚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孟子一生以“学孔子”为志，积极致力宣传和发挥孔子的学说思想，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故被后人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而孔孟之通也就成为了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的代称。

子思所撰《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仅有3469字，却在儒学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士人必读的儒经之一。《中庸》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其发挥了孔子的“中庸”观（7），提出了一个以“致中和”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所谓“致中和”，就是要达到“中和”、极尽“中和”，与“中和”之用同义。其前提是“天命之谓性”，即“性”为“天”之所命或“天”所赋予。此先验之“性”即“中和”：“中也者，天下己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就把孔子的“中和”即“中庸”之道提升到世界观高度，视为宇宙的本体和法则。并且，这意义上的“中和”与“诚”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故“致中和”可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存诚尽性”亦可“赞天地之化育”。“诚”又体现为“人道”或“人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与“人道”由“诚”沟通，在“诚”的基础上达到有机统一。人们循此途径就可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从这种观点出发，子思提出“修道”之法，郎以“尊德性”（此被朱熹称为“存心”之功）、“道问学”（此被朱熹称为“致知”之功）来“致中和”，达到“诚身”之境，收“天地位”、“万物育”之效。这样，子思就以其《中庸》来为儒家伦理提供了哲学依据，既使儒家伦理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系统，又使之具有一定的哲理思辨性。

孟子是战国中叶的儒学宗师。他对儒学的发展有卓越的贡献，宋儒施德探曾对此予以评析，称：“孟子肖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遇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孟子发题》，见《宋元学案》卷四十。）不过，若以最具特色、且对后世影响深巨者而论，孟子思想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乃是下列二端：其一，以“民本”主义为特质的“仁政”学说。孟子力倡“民本”，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手诸侯为大夫。诸候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又据之而谓：“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同上《离娄上》）所以，他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经济上，不仅要“薄税敛”，而且更要通过“正经界”、“行井田”等制民“恒产”，使百姓有“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经济能力；政治上，既要“省刑罚”，更应注重民意，凡国之大政能否施行均要以民心民意为准的；文教上，君主要“与民同乐”，设校教民，提高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水平。其二，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孔子虽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之言，但他并未详尽讨论过心性问题，故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同上《公冶长》）孟子则始揭“性善”论旨，大倡其“心”说，真正开启了儒家心性论的先河。他说：乃若有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下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户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同上《公孙丑上》）

这就不仅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且更把这善良的本性视为人与非人的分水岭。所以，孟子主张人应该充分认识自身所具有的善良本性，并尽力扩而充之，以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他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同上《尽心下》）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同上《尽心上》）孟子这种以“不性善”论为基础的心性观念，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深化。它基本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从被宗教形式扭曲的自然到人的第一次转折。这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

如果说汉唐诸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黄氏日钞》卷八十三），“思孟之儒”对他们并无多大影响，那末，自唐代韩愈以来的儒者则从“道统”立场确认子思、孟子的历史地位，“思孟之儒”才真正引起学皆们的普遍关注。宋明道学诸儒更竭力表彰《中庸》、《孟子》，将它们与《论语》、《大学》並称为“四书”，使之凌驾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上。他们积极推阐“思孟之儒”的心性学，遂将儒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至于孟子以“民本”主义为特质的“仁政”思想，迭经千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传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深远影响。迨至晚明清初到清末民初，从早期启蒙者到近代启蒙者，进步思想们多藉孟子之论以倡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想，还以孟子“民本”论为媒介来理解、接纳、消化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

“孙（荀）氏之儒”指的是荀子。荀子以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在“人道有为”的认识基础上，认为人只有通过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才会不断促进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敬其在己者，而不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同上《天论》）这种对人的价值的高度体认，充分表现出其所具有的自信和进取精神。但不同于孟子，荀子力主“性恶”说，认为人生而有生理欲求和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需求，如“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偷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同上《性恶》），而这种种显现为“人之性情”的欲求“必出于争夺，舍于犯分乱里而归于暴”（同上）。为了“化性起伪”，“圣人”“起礼义、制法度”，矫正和导化人的情性，使之“出于治，合于道”。据此，荀子十分重视“礼”，认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同上《贵国》）“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同上《仲尼》）他所谓“礼”，虽源于孔子，却比孔子之“礼”有着宽阔得多的范围：它“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主，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同上《礼论》）其实际效果则是“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同上）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守”（同上《修身》）；“礼者，政之车免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同上《大略》）。因此，如果说“思孟之儒”着重以“性善”论为基础而发挥孔子的“仁”学，那末，“孙（荀）氏之儒”则着重以“性恶”论为基础而发挥孔子的“礼”学。

尽管同出于孔学，但荀学与孟学又确有所区别。譬如，“就‘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家核心主题言之，孟子侧重的是‘内圣’一面，开创儒家心性之学的传统；与此对应，荀子则转而重新着重‘外王’问题，极大地突出了‘礼义’的地位。对‘外王’的思考要求更多地注重现实本身的具体情况，因此，与孟子理想主义的高蹈风格形成对照的，是荀子现实主义的务实态度。这种态度首先表现在对作为政治设计之基本前提的人性的看法上。孟子是从当然之理入手，就先验层面辨析人之为人所应有的超自然性，得出性善结论，再从此先验普遍之善出发，演绎出各种不同的行政程序。荀子则转而从经验层面入手，立足于人作为自然一言防的前提进行综合归纳，他实质上是继承了告子即‘生’而言‘性’的路子”。（韩德民：《荀子手儒家的社会理想》第133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当然，荀子在“完成了对孟子式纯粹理想形式本身的超越，展示出儒家社会理想之可能的实践性力量”的同时，又“随着‘义’作为价值原则温子式理想主义色彩的淡化”而使得儒学“对现实实践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也受到了削弱，而这种超越性和批判性，本是保证自己手各种具体社会利益拉开距离，从而有效承担文化共同体疑聚核心功能的重要条件。正是这样的内在价值观上的重心转移，为月的代经学阶段‘名教’的异化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荀子深于经学，对儒家经典有传扬之功。清需汪中对此评述道：“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盖深于经学，孟、荀所不同，然孟子虽醇乎其醇，而既没之后，大道逐绌，徒党旋尽，传经之功，宜莫能与荀卿比隆矣。”（《述学·荀卿子通论》）大体说来，荀子既从理论层面上强调学习儒经的重要性，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为学》）又在传授儒家经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如《诗》、《春秋》、《乐》、《礼》、《春秋》诸经的传授皆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没有荀子的传授，汉儒经学之兴是很难想象的。

［注释］

（1）《说儒》是胡适的重要学术论蓄之一。胡氏自称此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新鲜看法”，并自信“这一个看法，将来可以渐渐得到史学家的承认，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该文初以单行本刊于1934年，后收入“商务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卷，今则见“中华版”《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

（2）郭沫若先生曾先后发表《驳<说儒>》、《论儒家的发生》，对胡适的观点展开批判。

（3）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载《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

（4）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又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5）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参阅杜维明《“仁”与“礼”的创造性的张力》，见杜氏《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7）孔子尝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